伟大的里程碑 多党合作的基石

七十年前的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倡议。

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倡议，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士的热烈欢迎，他们先后响应和拥护中国共产党号召。5月5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发表通电，拥护中国共产党中央五一倡议，认为它“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表示要“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这一大业。

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五一劳动节口号”对于当时中国的政治格局是一次关键的转折。历史表明，凡是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民主党派，大都参与了政治协商，成为新中国的参政党。到此，统一战线的工作达到了空前规模。

1948年9月至次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的失败已成定局，召开新政协会议的条件已逐渐成熟。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召开没有国民党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迅速地变成实际行动。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3月，大批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转移到东北或其他解放区，其中包括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马叙伦、李济深、黄炎培等。1949年1月，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谭平山等联合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公开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

经过紧张有序的准备工作，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等共计23个单位的134人，正式成立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政治协商筹备会”。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等文件。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与会单位分为党派、区域、军队、团体、特邀五类，在十四个党派单位中，除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外，还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由原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所创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三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等11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派位列其中。

这个由各党派、各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精英所组成的会议，虽不是经由选举产生，但较此前任何一届制宪会议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民主色彩。

在新政协筹备、召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以领导者自居，不以大党自居，与各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平等协商，合作共事。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党派单位，同民革、民盟这两个成员较多的党派单位采取了相等代表名额的做法，各民主党派对此非常满意。在第一届政协662名代表中，各民主党派成员约占30%，工农和各界无党派人士约占26%，因名额有限，中国共产党各大区的党政领导人只有一两人参加，很多高级领导人如任弼时、彭德怀、邓小平、林彪、叶剑英等均未列入代表名单。在筹备委员会21名委员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只占7名，6名正副主任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只占2名，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6名正副主席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有2人，即毛泽东和周恩来。

在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也以平等的态度与各民主党派充分协商，非常尊重他们的意见。如在国名问题上，接受了无党派知名人士张奚若的建议，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十一”为国庆日，则接受了马叙伦的建议。

新选举产生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政府副主席和任命的政务院副总理中，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均占一半。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党外人士，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李济深是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张澜是民盟领导人。4名副总理中2人是党外人士，无党派人士郭沫若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黄炎培是民建领导人。在政务院21名政务委员中，民主人士占11人，政务院下属34个机构的109个正副领导职位中，民主人士占49人，其中正职占15个，这正是民主联合的直接外在表现。

还特别注意的，对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遗孀，著名的民主人士宋庆龄表达出的尊重和诚意。1949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联合写信给留居在上海的宋庆龄，信的内容是：

庆龄先生，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

宋庆龄作为“国母”，对蒋介石国民党是敢于批评与斗争的，她没有必要去奉承任何人，加之孙中山是在北京去世的，北京是她的伤心地，她本想不再进北京。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感动了她，她最终同意北上。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她发言说：“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民主联合政府，也由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格局的基础。

从历史的回溯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近代中国在经过多党合作制实验的失败，两次国共合作的分裂这样一个痛苦经历之后而选择的政党制度。它避免了多党的无序倾轧，也摆脱了一党的专制独裁，它既不同于苏联等国实行的一党制，也不同于欧美等国家实行的两党制或多党制。它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富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从各政党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关系来看，这一政党制度切合中国各阶层民众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八个民主党派（新政协召开不久，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并入民革，救国会宣布解散，其成员融入民盟）各自代表不同职业和群体的利益。如，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党员发展对象是同原中国国民党有关系，同该党有历史联系的人士、同台湾各界有联系的人士等；中国民主同盟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组成的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是以从事教育文化出版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九三学社是以科学技术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以医药卫生界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党派；中国致公党是以归侨、侨眷中的中上层人士和其他海外关系的代表性人士组成的党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其成员皆系台籍人士。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坚持、发展和完善多党合作就摆上了议事日程。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提出，鼓舞并调动了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热情。遗憾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在运行一段时期后出现了曲折，后来由于党内左倾路线占上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不仅民主党派不能发展、活动，连共产党内不同意见也被镇压，社会民主、党内民主被践踏，使这一制度处于瘫痪状态。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邓小平1979年6月在全国政协会上指出，各民主党派“都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他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据此，1982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指导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系的根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个“十六字方针”，是对毛泽东所提出“八字方针”的发展。

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不断与时俱进，增添新的内容，1989年12月，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

关于“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原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曾有个比喻，他说：一个合唱团的内部既要有男声部也要有女声部；既要有高声部也要有低声部；既要有歌手，也要有指挥。这样才能唱出动听的歌曲，否则就会是杂音，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就好比一个合唱团内部的关系，各民主党派是歌手、中国共产党是指挥。否则像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就会是一盘散沙。

2007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提出了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命题，指出：“要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干部担任领导职务。”

作为落实参政议政要求的举措，2008年全国省级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经过民主推荐和大会选举，一大批民主党派、工商联成员和无党派人士进入省级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当时新一届省级领导班子中，非中国共产人士共有205人，其中民主党派成员166人，占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总数的81%，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都有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担任副主任，大多数省市政协中的非中国共产党副主席不少于50%，各省级领导班子中，新提拔的非中国共产党人士有118人，占非中国党人士总数的57.6%。

2007年11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第一次将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价值和功能界定为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社会整合、民主监督和维护稳定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一是充分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二是也不乏为适应未来形势需要，推动多党合作制度进一步健康发展所作的规划和设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多次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治制度。”“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支持民主党派更好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这充分说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的意见高度重视，充分体现执政党对参政党的高度信任。在我国的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居于核心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就不可能有这一政党制度。同时，没有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也不可能有这一政党制度。所以，各民主党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3月4日下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的民盟、致公党、无党派人士、侨联界委员，听取意见和建议后，他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要求我们坚定不移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多党合作的独特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团结奋斗。我国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要增强“四个自信”，增强政治定力，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心聚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作新的更大贡献。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出了“新型政党制度”。新型政党制度不仅符合当代中国实际，而且符合中华民族一贯倡导的天下为公、兼容并蓄、求同存异等优秀传统文化，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过程中，正在凝聚更为磅礴的奋斗伟力，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七十周年，抚今追昔，鉴知未来，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清楚的看到，七十年前，发布“五一口号”在我国统一战线、多党合作以及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既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也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实践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多党合作的今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关系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前途和希望的大事。从我们国家的过去、现在、将来三方面的需要，从国家、从民族的大局和前途的需要，我们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必须坚守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必须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必须坚定不移的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未来的希望。

作为民主党派及其成员，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和要求，在纪念“五一口号”发布70周年之际，各民主党派要弘扬优良传统，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努力把中国特色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要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真理，传播真知，积极向社会传播正能量。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决不是搞花架子，要做到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言之有度、言之有物、真诚协商、务实协商、道实情建良言，参政参到要点上、议政议到关键处，努力在会协商，善议政上取得实效，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紧密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周围，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决胜的新征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事业再创更加辉煌的未来贡献力量。

                               （作者系民建贵阳市委白云总支会员）